近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高，文化“走出去”成了一个热门话题。说到文化“走出去”，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图书，也就是我们能有多少图书在外国出版？又有多少中国图书为外国读者所接受？从另一个角度说，我们应该如何来做或者怎样做才能让我们的图书有效地“走出去”呢？
说到中国图书“走出去”，就不能不提到一年一度的法兰克福图书博览会。由于法兰克福书展是全球最大的书展，参展商们可谓是趋之若鹜，说它是图书界的奥运会一点也不为过。法兰克福书展我参加过七次，我最深切的体会就是,我们国家对这个世界文化推广窗口越来越重视，越来越舍得投入。
重视的第一个标志就是人员。从场面上看，我们国家的展台比以往任何时候人都多。具体增加了多少我无从得知，但是仅凭我们系统的情况就可以略知一二。在二○○四年以前，我们的参展团每年都是十二三个人。那时候，国内很多单位虽有展位，却没有什么人参加。经常有国外读者来我们的展台找不到相关参展单位的人员了。不是这些单位的人不忠于职守，而是这些单位就根本没有派人来。现在的情形则大不相同，参展人员越来越多。有时候一个单位竟能派出三四十人参展，前年中国当主宾国的时候，参展的人就更多了。走在展馆中，尤其是中国展台所在的展馆中，中国面孔的人摩肩接踵。参展人员增多，可是业务人员并不见增加，有的时候甚至还有所减少。我就发现有一年，一个单位派了三十多人去法兰克福参展，平时做版权贸易的人只有三四个——非版权贸易人员太多了。由于非版权贸易人员没有业务可谈，他们就只好呆在中国展台。于是乎，中国展台出现了一道风景线，那就是中国人与中国人攀谈地非常热烈，人气还真旺盛。
重视的另一个表现就是对统计数字的情有独钟。为了在统计数字上占上风，有的地方甚至在书展举行之前几个月就放出风来，说将有几百项版权贸易合同要在法兰克福书展上签署。听到这样的风传，有些单位的领导坐不住了。他们给自己的下属施加压力，意思是绝对不能在版权输出上输给他人。于是，大家就在统计数字上下起工夫来。有的为了法兰克福多出成绩，居然将半年前与国外达成的版权输出项目拿到法兰克福来签署，以此充数。还有的时候，老外来我们的展台，随便翻阅了我们的书，于是我们的参展人员就将其视为意向协议，至于以后能不能签合同就不得而知了。
其实我们重视中国文化走出去，不应该仅仅停留在多派人参加书展，更不应该仅仅在统计数工作上“一丝不苟”，更应该关注后续工作进行得如何，关注合同签署后外方是否履行合同出版了我们的书，关注我们的书在国外有何影响。这才是我们应该做的。如果我们只是停留在最初阶段，满足于轰轰烈烈，陶醉于统计数字，我们是很难实现我们的初衷的。我以为与其花很多功夫去务虚，还不如做一两件实实在在的事情，也许会对我们的文化走出去起一些促进作用。
在我看来，要让中国图书“走出去”，就我们本身而言有两件事情似乎更实在，更迫切，更是不可缺少。做好这些事情，图书“走出去”就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一个是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书，了解我们的文化。在我们的书展上，对外国人来讲，西方文字阅读起来很方便，中国文字对人家来讲宛如天书——除非他精通中文。国内有一些参展单位也发现这个问题，于是想出了一个妙招，那就是弄一个有英文的封面，要不然就弄一个“腰封”上面搁上几个英文，不过经常是蹩脚的英文。有一年，我国的一位英文专家、某出版社总编辑看了一些出版社的英文封面感到百思不得其解，上面的英文不是看不懂，就是意思与中文完全对不上号。所以，做好我国图书的宣传工作是相当重要的。首当其冲的就是文字，文字不能达意，我们图书即便参加国际书展，也不会有老外关注——外国人当中能够看懂中文的真是寥若晨星一般。只要我们将书的内容或者部分章节翻译成相关外国文字做成书目或者放在网站上，我们就可以获得比较好的效果。有一年，我参加法兰克福书展，有日本客户看上我们的增补绣像典藏本《红楼梦》很是喜欢，希望我们能提供日文介绍，以便向日本出版社推荐。可惜，我们没有，也没有去做，失去了一个很好的“走出去”的机会。
说到这里有一句话不得不说完成上面这些有效的准备工作是需要花费的，而且是不小的花费，如果抱着“花多少钱，赚回多少钱”，那可就大失所望了，因为版权贸易在多数情况下投入的是金钱，回报的是潜移默化的影响。有一家著名的版权代理公司曾经试图向西方国家推荐琼瑶的小说。他们先请中英文造诣都很深的人士将若干章节译成英文，然后又花大价钱请美国的英文专家根据中国专家的译本重新翻译。如此出来的译本不仅传神，而且地道，很受西方人欢迎。据说，由于有了可贵有效的推荐材料，琼瑶有若干小说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在西方出版。如果推介之初就想赚多少钱而舍不得花钱，最终结果可想而知。
另一个是尽可能多地培养高质量的专业人员。要知道，中国文化走出去不是喊几句口号就能办成的，是需要专业人员通过中外都认可的形式才能出去。现阶段，不论是版权贸易，还是所谓的合作出版，离开精通外文、富有编辑出版经验、掌握一定法律知识、懂得交往之道的专业人员，我们再好的想法恐怕也是很难实现的。这就需要我们打破常规，改变以往的思维，多让专业人员参加国际书展，多让他们在第一线与老外打交道，用毛泽东的话讲就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另外，还要创造机会，让有志于国际文化合作的年轻人得到培训，学习与业务有关的知识和技能。一方面多多实践，一方面系统学习，双管齐下，人才就会成长起来。工作指标每年都在增加，人才素质也要逐渐改善。倘若我们将参加书展当成一种奖励手段，每年参加书展的都是新人，不仅人员的素质得不到有效提升，就连跟国外合作都很难——人家跟你不认识。
另一方面，我们不是在跟我们自己打交道，我们是在跟外国人打交道，是在跟与我们在文化、传统、价值观乃至生活习惯很不同或者完全不同的陌生民族或者人群打交道。跟这样的人打交道，就要懂得倾听他们对我们工作的反馈或者意见。可是，现如今我们中的很多人还是按照“以我为主”的观念去跟海外人士打交道。由于我们的想法、做法与人家的想法、做法存在巨大差异，我们觉得好的，人家认为很糟糕，我们觉得应该这样做妥当，人家却不以为然。我们的效果往往不能令人满意，原因盖出于此。为使我们的“走出去”更有效果，我们还要做好下面两件事。
一个就是注意倾听海外有关人士对我们图书的意见，改进或者去掉那些不适应人家的内容或者形式。几年以前，我们做了一套书，书中列举了汉语水平考试需要掌握的词汇。考虑到其中不少词汇意思很简单且一般学习汉语的外国人都能知道，编者更多地将注意力放在不易掌握的引申意义上。在一次书展上，我遇到来自韩国出版社的朋友。她离老远就看到了我们新推出的上面那套书，赶紧跑过来翻看。看了一会儿，她对我说，整个书的编辑和编排都不错，只是一部分内容的编排似乎太想当然了。比如，书中对一些词汇的解释，只有引申义，没有原义。韩国人对汉字确实比较熟悉，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对书中列出的词汇的原义都知道。如果不知道原义，就去看引申义，无异于沙土上盖大楼，那简直是不可能的。还有一次，我们编辑的书中放了不少插图，在北京的韩国留学生很喜欢。要知道，到北京留学的韩国学生不仅对中国文化有一定了解，而且经济上也允许，图书因为有插图贵一些也能承受。韩国出版商看了却不认同。他们说，放插图纯粹多此一举。如果该书被翻译成当地文字，其读者群应该更为广泛，不光是富裕家庭的子弟可以买来学习，经济条件不好的年轻人也不能排斥在外。书中放插图能活跃气氛，可是却无形之中增加了读者经济负担。如果读者觉得书价贵，尽管书编得很好，也可能忍痛割爱。由此看来，注意倾听海外相关人士法的意见，对我们的图书“走出去”，甚至是文化“走出去”大有好处——最终的受众毕竟在海外呀。
还有一点，就是注意了解海外对我们的意见，看看我们在操作上有哪些问题值得改进。我们的文化“走出去”，包括我们的图书“走出去”，不可能是单向的。换句话说，文化交流历来是礼尚往来的，在当前的情况下尤其如此。我们走出的同时，也要“请进来”，也就是允许人家的文化进入我们的国度。我想，如果我们在“请进来”的问题上操作不规范，甚至缺少诚信，我们“走出去”的时候就会遇到了类似问题，正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经常碰到这样的问题，我们的书人家买走了，对方的预付款也付了，可是出版的事情却因为某种因素流产了——我们的努力最终是只开花不结果。究其原因有很多，合作合作没有把履行合同当回事则是不可忽视的因素。之所以这样讲，我是有根据的。有一年去参加法兰克福书展之前，我受国内出版界媒体委托给海外一些出版机构发了个问卷调查。反馈的信息告诉我们，海外合作伙伴的意见我们需要倾听。相当一部分反馈对我们的某些出版社不能履行合同多有微词。有的海外出版社由于与我比较熟悉，说话也就很直率。他们说，在执行合同过程中马马虎虎，会给海外出版社留下不良的印象，当我们向人家出售版权的时候，人家也有可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说这话的老外对我们还算友好，否则是不会跟我们说这些的。实际上，此类抱怨，我已经听到多次了。这种抱怨积累起来，很难扩散，很难不传染。当我们向人家推荐图书的时候正赶上遗留问题发酵。如果推进工作受阻，工作成果打折，恐怕是没有什么可奇怪的。
在我们的工作中，汇报是不可缺少的，对领导来说更是不可缺少。那么听什么呢？仅仅听一些动人的数字汇报吗？那恐怕是不行的。数字汇报当然需要，海外受众以及合作方的意见是不是也需要听一听呢？回答是肯定的。原因很简单。那就是我们的图书“走出去”是一种互利互惠的原则进行的。如果仅对我们有利，对人家没利，人家是不可能接受的，我们的努力也会无功而返。既然需要考虑人家的需要，就要倾听人家的声音，从而尽可能地满足人家的需要，让人家从中尽可能多地受益。如此下去，我们走出去的努力才是富有成效的。
二〇一一年三月十三日